——宋艾浩林的民族考古学研究 作者：马海军（中国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宋兆霖，1936年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市。考古学家、民俗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1960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毕业后留校。 1961年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着有《中华风俗通史》、《中华传统信仰》、《尔苏沙巴象形文字与图经考察》、《合伙与婚姻行走：金沙江奇特风情》、《寻根之路》等。 宋兆林从20世纪50年代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开始，从事民族和民族考古比较研究领域的调查工作已近70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走遍了母亲的山山水水，为工作所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上千件民族文物，积累了大量的民族研究资料。 回顾几十年的民族工作，宋兆林表示，这项工作既是一次科学研究，也是一次探险之旅。 学习路径 1936年，宋兆林出生在辽宁辽阳北郊的一个小村庄。战争年代，他只读了两年小学，就辍学在家。他的父亲和兄妹参加了革命，奔赴前线。作为帕米尔斯里唯一的年轻人，宋兆霖每天不管风雨无阻，放牛砍柴，种地，忽略了生活的重担。 新中国成立后，宋兆霖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被家人送到了辽阳市读书。这学校根据他的年龄直接调整小学六年级的入学，一年后他升初中。他克制自己的精力，努力学习。初三的时候，他的成绩逐渐赶上了同龄人。高三时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 在学术环境浓厚的北大，宋兆霖不敢放慢脚步，勤奋学习。简伯赞老师讲授的汉史、邓光明老师讲授的宋史、夏鼐老师讲授的考古学概论、苏秉奇老师讲授的中华文明起源、苏白老师讲授的佛教艺术等课程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大四的时候，是时候换专业了。他想学考古，但又担心自己实力弱，不适合主流社会。考古学。他咨询了殷达先生，殷达先生告诉他，只要不学艺术考古，问题就不大。尹达建议兆霖歌研究史前考古学，并将其与民族志结合起来。分配到考古专业后，宋兆霖就遵循了这个思路，主要学习了原始社会史、民族志等相关课程。著名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大学（现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林耀华在给他们讲授原始社会史时，使用了大量的民族学资料，深深吸引了兆麟歌。从此，他爱上了民族学。 当时正在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北大历史系近百名学生参加。宋兆林被分配到广西，进行为期10个月的民族调查。他还加入了“支行整合”这次经历让他了解了壮族、侗族、瑶族的文化，也第一次掌握了民族调查方法。 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组织学生考古实习。宋兆林的生产实习是参加河南洛阳王湾遗址的现场发掘。他在实习期间学到的调查、发掘、记录、摄影等技能，对他后来的民族考古调查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在未名湖畔五年的刻苦学习，乡村男孩宋兆霖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走进了书院的大门。 农场的欢乐 宋兆林认为，学习优秀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勤奋，二是机会。 1961年，他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工作，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在t1961年夏天，简伯赞赴内蒙古考察，写下了著名的《内蒙古探古》一文。在简伯赞等学者的号召下，民族文化关系的收集、保护和研究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久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就承担起了征集全国文物的任务。专门做这项工作的人是宋兆林，他年轻，有丰富的民族调查经验。 如何收集民族文化关系？前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借鉴的经验。在民族学领域，很少有学者将物质文化或民族文化关系纳入其研究范围。在文化遗产领域，民族文物虽然受到一些人的关注，但由于其市场价值较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宋兆林坚持深入民族边疆地区观察情况他根据各民族的文化形态，绘制了一个以民族工具、衣食住行、科学文化行为、宗教信仰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工具装备征集框架，按照这个思路，他收集了大量的附属景点，供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1961年10月，宋兆林告别即将生产的妻子，毅然前往内蒙古考察阿里河流域的鄂伦春族。它地处大兴嘎山脉西麓，冬季气温常在零下40多摄氏度。一场大暴风雪堵塞了道路，车辆也停了下来。他在搬家站被困了十天，和十几个老乡被困在一个大火堆里。他的食物吃完了，只能吃豆饼充饥。为了了解鄂伦春人的生活，他和猎人一起去林场打猎，他们一起吃混有动物毛发和野血的动物肉。晚上露营，风有点大。他睡在篝火旁，身下垫着马鞍，身上披着​​一件皮夹克。他仍然时不时地从寒冷中醒来。那些日子虽然艰苦，但他真正体会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视野开阔了，收集了近千件文物。第二年春天，他回到家乡，女儿出生了。 从大兴岭返回北京几个月后，苏兆霖接手了云南西双版纳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收藏组进行调查。当时西双版纳医疗条件落后，恶性疟、麻风病频发。他在当地做民族研究，与麻风病患者有很多接触。幸运的是，他没有被感染。在西双版纳，宋兆林和同事们从西双版纳收集了万余件文物。傣族、哈尼族、布朗族、佤族、基诺族等民族。西双版纳天气炎热，几乎每天都下雨。工作之余，他经常和同事一起去兰州。穿过沧江，可以休息，也可以游泳。宋兆霖凭借自己的考古敏感度，在沿江悬崖上发现了理论古居的陶器、石器等文物。 1963年，宋兆林前往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采集文物。沙里坪村位于小凉山腹地，是彝族聚居地。宋兆林在村里吃住。和当地人一样，他一日三餐都吃半生不熟的烤土豆。完成工作任务后，他准备返回丽江，但没有车坐，他决定步行。第二天，天还没亮，宋兆霖就拿出一箱米。他两次走错路，走了两天才到达丽江。右回忆起走山路的经历，宋兆林说，回来后不久，就进入了山林。林中鸟鸣，山风呼啸，吓得他毛骨悚然。如今的泸沽湖，在当时是一个神秘而鲜为人知的地方。泸沽湖西岸就是今天的宁蒗县永宁镇。宋兆霖对永宁纳西族的母系社会家庭和走婚制度进行了详细调查，收集了3000多件文物，用40头骡子运到山区，带回北京。 为了更好地了解泸沽湖地区婚姻习俗和母系社会的婚姻轨迹，1981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宋兆林、严汝贤、刘耀汉在马帮向导的带领下，从丽江出发前往奥雅。四川凉山州木里藏族自治县村庄的行为。欧亚村位于大瑶山西麓，泸沽湖东南部。当时有100多户、1000多人。人烟稀少的地方被称为“大村”。奥亚村四面环山，交通有限，历来依靠马队运输。此行，宋兆霖翻越了平均海拔4000米的大瑶山。途中，他经常穿过云杉和冷杉组成的森林，并经常艰难地沿着悬崖狭窄的小路行走。大部分道路都是陡峭的，时不时有岩石落下，各种野生动物时隐时现。一条山路上，突然出现了一头豹子。前面领头的马受惊，就掉下了悬崖。宋兆霖走在他身边，幸好他没事。 2003年，宋兆林赴泸沽湖第七次进行民族调查，再次开始了艰辛的征程。经过七次考察，他走访了泸沽湖周边36个村庄，对步行体系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海南人被认为是古代百越人的后裔，保留了许多原始文化。自1992年起，宋兆林连续五年对海南黎族进行调查。他每年去那里两个月，走访黎族25个村寨，考察黎族5个支系。 2001年3月，宋兆林早上六时赴海南考察李氏人民。他在通市市（今五指山市）毛岛镇毛岛河考察时，察看李葫芦渡河的船。此时，他已经60多岁了。他跑到河边跟随并拍照。不慎滑倒，造成人员受伤他的右腿股骨头。他在医院治疗了近一个月才返回北京。 乘船渡河、骑马、徒步、野外露营……这些都是宋兆霖几十年来的典型。谈到自己在野外生存的经历，他总是津津乐道。人：夏天在野外露营，蚊子猖獗。如果没有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人和动物的生命将面临危险。需要不断地点燃篝火来熏蚊子，并戴上防蚊口罩。冬天在卡佩格露营时，篝火必须保持旺盛，以抵御寒冷并防止野生动物的袭击。在山区行走，既要小心蛇虫，还要小心泥石流…… 虽然路途艰辛，但当时的民族文物还是不少的，而且比较容易收藏。可谓苦中有乐。时代变了d、如今，国家文物的难度更大，宋兆霖早期作品的价值更加凸显。 1962年，他在西双版纳傣族调查时，要求当地傣族知识分子从当地文化室复印重要文献。后来当地文化室的文献全部被毁，这份手稿也成为了文物。有一年，西双版纳准备举办傣族文物展览。由于文物缺乏，宋兆林带着戴当年收集的文物回到了西双版纳。 宋兆林的民族调查包括基础调查和专项调查。他在大兴安岭、西双版纳、泸沽湖等地呆了几个月甚至一年。他多次考察各地，并出版专着。这是一项基本调查。广西左江洞窟壁画考察、三民族风土人情在岭东南地区，水族的石墓相对较短。他只写调查报告或学术论文，属于专门调查。此外，托托拓展了视野，增加了认识认识，还到黑龙江、新疆、西藏、江苏、浙江等地进行考察。这些考察成为他比较研究的重要积累。 民族调查期间，宋兆林每天坚持拍照、写笔记。几十年后，当他审视自己所调查过的村庄时，常常发现当地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文化规范被扼杀了。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笔记和老照片，写下了《边防国籍检查笔记》，保存了重要的历史记忆。宋兆霖还根据自己的调查笔记，结合其他文献，撰写了《最后的猎人》等一系列专着。关于鄂伦春族的《婚姻漫步：乡下儿子的亲身经历》关于纳西族摩梭人的《婚配与婚姻：金沙江的奇迹》风俗习惯、《永宁入赘的母系家庭》、关于普米族的《泸沽湖畔的普米族》、关于藏族纳梅族的《寻根之路：神秘比特图的发现》川西南人等 1985年，宋兆林（中）在内蒙古进行实地考察。 奖学金 民族考古不仅包括对我国古代地区各民族的考古研究，如吴越考古、匈奴考古、滇文化考古、南诏考古、辽金考古等，还包括不同民族的考古比较研究。前者是我国传统考古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队伍庞大、人员众多、成果突出。虽然后者是在王国维、蔡元培、郭沫若、李济、林徽祥等老学者的推动下，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并不多。宋兆霖做过古代边疆地区的民族考古研究，如景洪新石器考古、泸沽湖新石器考古、博什瓦黑南诏雕刻考古，也做考古比较研究，并以比较研究为主。 宋兆霖的比较研究始于科学。他巧妙地运用民族遗址中保存的渔猎工具、农具、纺织工具，对考古发现的各种文物进行解读和修复。例如，山西徐家窑旧石器时代遗址就发现了许多石球。这些石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宋兆霖认为，出土的石球、绳子和皮兜共同形成了当时的狩猎工具——流星绳，类似于飞石绳西南民族地区保存完好。他首先发表了《投石与流星——古代狩猎技术的一次重要革命》一文，后来写在《中国原始社会史》一书中。他说，河姆渡文化遗址和仰韶文化遗址都发现了很多石球，说明球仍然被人们使用，但石球变小，反映出其他食法气的兴起和大型猎物的减少。他认为，从史前遗址出土的大量弹丸意味着弹弓很受欢迎。这种弹弓与普通弓相似，但用竹子或藤条作弦。中间有一个口袋，可容纳一到三枚射鸟用的弹丸。云南傣族、佤族、布朗族、拉祜族等民族都有这种弹弓。额外的证据是他从云南收集的弹弓。 史前社会历史悠久，难度极大去学习。宋兆霖将考古资料与自己调查的民族学资料结合起来，为史前史研究开辟了新天地。他说：“考古数据是史前研究的主要数据，它可以展现史前社会的框架体系，提供可靠的历史坐标。但历史是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仅依靠考古的‘死化石’数据是不合适的。”比如洪水传说是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宋兆霖发现葫芦在中国洪水传说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据水族传说，远古时期，洪水肆虐，淹死了许多人。婚后，水族诞生。赛虎姐姐手牵着手，躲进了葫芦里。此外还有《黎族、傣族、傣族风俗》等著作，受到学术界好评。 原始宗教和民间信仰是重要领域宋兆霖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巫术、萨满教、苯教和彝族原始信仰的比较研究，撰写了《巫术》、《巫师与祭司》、《民间神像》、《会说话的巫图》、《巫术与巫术》、《巫术与民间信仰》、《中国的临时信仰》等专着，深入阐释了原始宗教和彝族的原始信仰。民间绝缘体。其中，《中国人的生育信仰》荣获中国民间善化文学一等奖。 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在其《金枝》一书中写道：“所有的理论都是暂时的，只有事实的集合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当我的各种理论失去其用处并遭受同样的习俗和信仰被消灭的命运时，我的书作为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合，将仍然有效。”宋兆霖的考古研究工作正是具有这样的价值。 老吉福福 宋兆霖在民族考古研究中深知，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汉族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比拟的联系。有些少数民族的昨天是前天，汉族的昨天是前天。两者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民族学资料可以用来研究汉族的历史和民俗文化。退休后，他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民俗学。 节日涉及原住民习俗的方方面面，是原住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兆霖写了《中国传统节日》和《中国二十四节气》两本书。他对传说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民间传说本身，而是将他毕生对考古学、民族学的研究融入其中，这是独一无二的。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普查等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宋兆林受邀担任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参与编写《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手册》），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代表评审。 宋兆林一生从事Mga民族文物的收藏和研究，并从事博物馆文物的鉴定、陈列、研究工作，深知文物的价值。退休后，他也开始自己收藏文物，并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收藏。他对藏书进行了研究，出版了《古比》等专着。他一生与文物打交道，结合自己的经验、认识、方法和各种有趣的故事，出版了《民族文化通论》、《中华文化民族词典》、《古器物溯源》等著作。 宋兆霖收集文物是为了学术研究，而不是以占有为目的。每当他完成研究并写书时，他都会捐赠藏品。多年来，他向各地博物馆捐赠了许多文物。 宋兆霖一生走遍了祖国的各个角落，见证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写下了数以百万计的豪言壮语。如今，60岁的他仍然写作并带领学生进行文化遗存研究。 H可以说是一位胸怀大志的老人。 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1日第11页）